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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银河证券新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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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_adlist-->核心观点
]article_adlist-->“十五五”时期国内外“三大新局”对金融开放提出新的诉求：第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金融开放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保护主义升温与地缘冲突加剧，中国需以更高水平开放对冲贸易和产业链风险，并防范跨境金融冲击；另一方面，美元信用裂缝与“全球南方”崛起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提升金融治理话语权提供了契机。第二，“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将全面转向“新质生产力”，传统信贷难以支撑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型产业。为满足新质生产力的融资需求，中国需通过制度型金融开放，拓展多层次金融支持。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与监管体系需加快与技术同步进化。同时，科技企业“出海”对跨境融资服务提出更高要求，金融开放需向高效、灵活和协同方向演进。
对比国际金融开放实践可见，中国金融开放已取得显著成绩，但仍有深化潜力。根据国际金融开放指数等权威数据，中国在金融业营商环境、服务限制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资本账户开放存在提升空间。国际成熟金融市场的开放经验为中国提供镜鉴：一是可适当借鉴美国在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资本流动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制度输出与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的经验，同步探索在金融主权和国家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二是可借鉴日本渐进式开放、制度设计与经济基本面适配性、离岸市场建设等关键经验，并注意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设计，警惕过度依赖国际资本可能引发的风险。
以金融高水平开放新体系应对新局势：基于国内外三大新局、国际经验借鉴以及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逻辑和政策演进，“十五五”期间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或将锚定“三个更”的建设目标：（1）更好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更有效统筹国内外金融资源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3）更系统防范科技安全隐患与新型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新路径。
“十五五”时期金融开放将呈现以下新特征：
对内重点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海南自贸港两大功能性开放平台以塑造区域特色。
第一，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金融开放枢纽门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和风险管理双中心”。以“提升能级”为关键词，主攻制度开放和功能创新。一是构建高标准制度型开放体系。二是提高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服务能力，拓展跨境人民币金融与多元化投融资服务。三是推进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力，构建技术赋能与可持续相融合的现代金融生态。第二，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为“中国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辐射亚洲的跨境投资枢纽”。一是依托“境外—海南自贸账户—境内”的资金跨境通道，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打造中国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二是基于企业所得税及境外收入免税等优惠政策，加快“企业出海-投资收益回流”、合格境外合伙人投资便利化等应用场景落地，打造辐射亚洲的跨境投资枢纽。
对外依托高标准经贸合作机制深化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以塑造“南向深化”的对外布局特色。
第一，面向“全球南方”打造金融领域全方位互联互通体系。完善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激发“金砖国家”机制对金融发展和安全的保障，以加快建设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为重要抓手推动共建联合融资发展和金融安全保障平台，推动南南跨境投资规则衔接，针对南方国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金融机构跨境双向投资经营，强化金融监管合作。第二，依托现有高标准区域合作机制打造金融协同发展新格局。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协定3.0版、“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系统推进区域自贸协定从传统关税减让向现代经贸规则转型，重点突破金融开放深层次制度安排，构建区域货币稳定机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实施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
风险提示：1. 国内政策理解不到位的风险；2. 国内政策落实不及预期风险；3. 国际经济贸易复苏不及预期风险。
正文
]article_adlist-->中国的对外开放迈入第五个十年，金融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组成部分，立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以金融开放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对百年变局的核心战略选择。“十五五”规划的国内和全球大背景方面与“十四五”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规划金融领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与时俱进，需充分考虑国内经济加速转型升级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研究金融领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新思维和新路径意义重大。
一、“十五五”时期内外新局势对金融开放提出新诉求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金融开放迎来新的机遇和诉求
站在当下观察国际经贸环境现状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不难发现其与制定“十四五”规划时有许多显著差异：保护主义升级、贸易摩擦加剧，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飙升；多边体系弱化，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巨变，“全球南方”成为不可被忽视的力量；地缘冲突多点爆发并不断升级，断链风险居高难下；美国经济运行、宏观政策变动和制裁等的风险下，美元体系弊端暴露，“去美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这些差异对我国“十五五”时期的金融开放提出更高诉求。
最直观的变化莫过于美国对全球化态度的转变。在其保护主义冲击国际经贸秩序的背景下，我国原有的金融开放便需要及时做出调整，支撑新的发展需要。
首先，国际经贸环境与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下，我国亟需通过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对冲贸易受阻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特朗普关税大棒下，我国出口面临一定压力。在此背景下，稳步加强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是应对的有力途径。首先，金融市场的开放能够吸引境外资本流入国内市场，以资本流动替代贸易流量，形成对贸易受阻的资本补偿。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为我国的跨境贸易创造便利，提升支付效率、优化结算成本、对冲汇率差风险，部分抵消贸易摩擦成本，提高与我国贸易的吸引力。
其次，企业出海随国际局势变动而产生新的考量和多元化诉求，需要资金和金融服务的充分配套支持。出海已成为企业突破增长瓶颈、应对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但当下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加速洗牌，我国企业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和产业链网络面临一些新挑战新问题。一方面，企业在海外生存需要面对的是美国日益严峻的投资限制和贸易壁垒，在出海策略调整上更多考量如何规避壁垒与制裁，展开多元化布局。另一方面，企业需要以长期思维构建本地化能力，但在外面临许多金融难题，例如，金融机构海外网点覆盖不足，企业被迫使用当地银行等机构，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且不支持人民币支付；交易过程中存在小币种支付结算障碍；汇率波动与资金流动性风险等导致企业汇兑损失吞噬毛利等。这些难题需要我国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覆盖范围，提高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确保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跟得上企业出海现实需要。
最后，地缘政治冲突频起，金融领域亟需在开放中加强对金融风险传导的预防和阻断。首先，地缘冲突通过投资者避险情绪引发资本流动异动，导致股市、汇市及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其次，博弈中金融制裁工具升级，直接威胁中资机构全球展业能力。这就需要我国在推进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持续跟进地缘政治冲突、国际经济形势、外资金融机构母公司及其所在地区重大事项的潜在影响，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传导，也需要为地缘冲突下的权益资产提供对冲工具。同时，倒逼中国加速CIPS支付系统和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等系统性韧性构建。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国际变局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提升广大南方国家金融治理能力与话语权方面所带来的空前机遇：
美元体系的多重病症集中爆发，人民币国际化迎来窗口期。一是常说的“特里芬难题”，美国想要维持全球美元流动性，必须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而逆差又反过来削弱美元信用。二是美元的武器化滥用已经使许多国家对之产生忌惮。冻结美元储备、将数十家银行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等制裁行为，使许多国家央行意识到持有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被劫持”。三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引发国际连锁反应。美国的货币政策常常仅关注国内通胀和就业等问题，忽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公共产品”属性，如升息时往往对持有美元外债的国家输出债务危机。各国意识到，对美元依赖程度越高，越是被暴露于美国经济运行风险、宏观政策变动和制裁等的风险之下，并已开展去美元化的探索。美元信用裂缝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战略窗口，提升人民币避险功能应对美元体系信用风险势在必行。
“全球南方”国家成为全球重要力量，加强与南方国家的经贸和金融合作将成为未来的重要方向。一大批“全球南方”国家正步入发展的快车道。IMF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的份额从2000年的21.02%上升至2024年的41.23%，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43.71%，且其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一方面，“全球南方”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份额持续攀升，我国在加强与其经贸往来和产业链衔接的过程中，需要高水平的金融开放给予支持。南方国家不断融入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网络。2000年至2024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28.11%上升至43.87%。许多南方国家和地区也成为全球资金流量的热门目的地，如东盟已连续三年保持发展中地区吸收外资最多的地位。其中，我国在南方国家间的贸易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想要推动市场深度融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需要与南方国家政府在融资支持政策、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同频共振。另一方面，“全球南方”正直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中国有责任和能力持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各国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元和SWIFT系统的依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范围越来越广。这些措施不断提升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交易和结算中的自主性。此外，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也正在强化“全球南方”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我国需要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增强我国与其他南方国家在全球金融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二）国内经济从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对金融开放需求升级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土地财政发展困境、人口老龄化和科技创新不足等三大挑战。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通过技术创新、要素配置和产业升级催生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为“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基调，即从土地财政全面转向新质生产力。土地财政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国内需求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出售土地使用权获得财政收入，支持基建和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这种模式以地方融资平台（城投公司）和银行信贷为主要的开发和融资来源，国内信贷可以较好的满足其融资需求。新质生产力更多的依赖轻资产、技术密集型产业，项目回报周期长且风险高，随着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弱化以及国内信贷更趋保守，且更倾向于支持重资产、低风险项目，对新兴产业的金融供给受限。而国际资本往往对具有高成长性和创新潜力的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其进入不仅丰富了科技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前期的股权投资来源，同时也能够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引入跨境融资等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推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中，技术革命性突破是核心，要素创新性配置是内涵，产业升级是表现形式。首先，从核心要素来看，技术突破具有高投入、高风险与周期长等显著特征，而外资创投机构往往具有强大的国际资本支持和广泛的业务布局，能够有效支持研发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国际资本能够为创业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满足企业在技术研发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技术前沿，这些外资的流入通常伴随先进技术、高质量中间品及系统化的技术评估与风险管理体系，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强化本地技术吸收与再创新能力，为技术革命性突破提供一定的支持 。例如IDG资本在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设有办公室，还在美国波士顿、硅谷、旧金山、印度、越南、韩国等地设有分支机构，能为企业提供全球化的技术和人才资源。
其次，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来看，新体现在新型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金融开放作为关键渠道，能够从全球层面助推高端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从劳动者角度来看，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有助于健全跨境人才流动的金融配套机制，如优化薪酬结算路径与税收协调规则，能够显著降低人才跨境流动的制度成本，增强对全球人才资源的吸引力。从劳动资料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先进的高端技术设备包括各类智能传感器、工业机器人等。而跨境融资租赁机制在支持高端技术装备引进与应用方面可降低企业重资产的投入门槛，推动先进生产资料的更新与普及。从劳动对象角度看，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对象已从传统物质形态延伸至数据、算法、模型等非物质形态。知识产权证券化、数据资产评估与跨境交易等金融工具能够推动新型劳动对象进入资本市场流通与定价体系，从而优化其流通与配置。
最后，从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来看，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金融高水平开放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持。国际资本往往对具有高成长性和创新潜力的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其进入丰富了科技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前期的股权投资来源，缓解其“融资难”问题，还通过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工具如IPO、基石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提升了科技企业对接市场的能力。随着跨境融资通道的逐步拓展，科技企业得以借助国际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规模的融资，加速科技成果从研发向市场的转化，推动技术产业化进程。据数据显示，2013—2023年间，中国外商投资增长较快的地区，其新质生产力水平亦显著提升，印证了金融开放对产业升级的正向带动效应。
（三）人工智能带来的全球科技飞跃与金融开放双向赋能
自1956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以来，AI经历了两次发展热潮，但由于算法逻辑缺陷和硬件算力限制，研究进展缓慢。进入21世纪，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和硬件能力的提升，当前，AI迎来了第三次发展热潮， Transformer架构的出现，标志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从单一的“文本处理”向“多模态融合”迈进，催生了大规模AI模型的浪潮。在此背景下，全球各国均出台不同的政策支持AI发展，比如，2025年5月，日本参议院审议通过了日本首部全面规范人工智能的基础法—《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与利用法案》。7月，美国公布了《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到2030年将中国建设为全球AI创新中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并且2023年和2024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均强调发展数字金融，AI大模型作为新质生产力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与金融发展之间紧密相连。技术创新若缺乏匹配的金融支持，其对经济增长的潜力难以充分释放。当前以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出产业边界模糊、跨界融合特征，往往涉及多领域协作与全球化资源整合。因此，金融配套若仅靠国内金融体系将难以满足其高投入、高风险和长周期的融资需求，并且也无法支撑起其全球化运作。高水平金融开放不仅能引入国际资本、先进投融资工具与管理经验，还能促进跨境技术合作，从而为科技飞跃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
当前AI等技术的飞跃发展与金融开放呈现出“双向”赋能作用。
一方面，科技的发展推动全球金融工具创新与业务的重塑，即“金融科技”，这其中也催生出对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加强监管的要求。其一，从历史视角看，金融基础设施的演进与技术进步紧密相连—早期证券存管系统的建立便源于簿记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实物证券的电子化转移，显著提高了交易效率。当前，科技催生了数字货币、智能投顾、跨境支付等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极大地拓展了金融的边界，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联通。据Mordor Intelligence预测，全球金融科技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3208亿美元跃升至2030年6528亿美元，相当于再造1个当前市场。在此背景下，金融基础设施需通过标准对接、数据共享与平台兼容促进要素市场的协同。如区块链驱动的跨境支付系统即体现了科技支撑下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互通的趋势。
其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与不成熟性也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提出挑战。虽然在大科技信贷模式中，信用评估不再依赖于房价等传统的抵押品价格，而是通过数据模型来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这意味着信贷决策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不再直接相关，打破了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播机制。但不可忽视的是，新技术的不确定性和不成熟性也对金融监管提出挑战：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增加，算法“黑箱”和偏见可能导致金融不公与决策失真，模型趋同引发“羊群效应”并可能放大系统性脆弱性。科技的更迭速度往往快于监管体系的更新节奏，且科技的国别边界性较为模糊，因此科技飞跃背景下的金融监管不仅要跟进技术变化、完善监管工具，更要构建覆盖数据安全、算法审查、伦理规范与系统性风险预警的多维体系。
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创新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即“科技金融”。伴随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加速“出海”扩展全球市场，应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满足其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需求。比如，通过跨境资金流动、离岸融资等政策支持，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筹集资金，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的同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在此过程中，金融工具的创新，如可转债、股债结合产品和科创债券的引入，也为科技企业提供了更多融资选择。此外，在这个过程中，对未盈利的科技企业提供灵活的融资方式也尤为重要。通过政策支持，未盈利企业能够在科创板或创业板通过市值、研发投入等指标上市，突破传统的盈利要求，解决早期硬科技企业融资难题。这为科技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资本获取渠道。
二、从全球视角看中国金融开放进程
在西方经典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中，金融开放被视为成熟金融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自20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启动金融自由化进程，通过差异化路径（如激进式改革、渐进式开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开放模式。这些实践既包括成功案例带来的制度红利，也涵盖危机教训沉淀的风险管理智慧，共同构成了可供后发经济体借鉴的经验参考。
（一）全球金融开放体系下的中国坐标
当前全球金融开放体系大致可分为三类集群：一是以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成熟的金融开放集群，其市场准入、资本流动及监管体系经历长期探索形成制度型框架；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集群，通过渐进式改革构建起具有本土特色的金融开放路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三是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仍处于金融开放初级阶段的新兴市场集群。
从指标数据来看，中国在金融业营商环境、服务限制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资本账户自由流动方面还存在提升空间。第一，金融业营商环境及服务限制开放取得明显进展。OECD全球金融服务限制性指数聚焦外国投资准入限制、自然人流动限制、其他歧视性措施、竞争限制及监管透明度五大要素，采取赋予分值和权重的方式进行结果量化，主要侧重金融业营商环境及开放程度。该指标统计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金融业的限制性指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开放深化较明显的经济体。目前已显著领先于印度、泰国、越南等新兴市场，但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这既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指明了未来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第二，资本账户管制壁垒仍较高。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重点测度FDI流动自由程度，统计结果表明，中国FDI限制壁垒仍然较高，与泰国、印度等经济体接近，较欧洲、美国、日韩存在较大差距。分项来看，中国外国股权限制、筛选和批准等流程限制均呈现下降趋势。
Chinn和Ito（2008）构建的金融开放度指标是测度经济体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的另一权威指标。该指标聚焦汇率制度、资本账户交易限制等维度持续更新各经济体的开放评级，2021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德国、美国、日本等经济体的金融开放指数均为2.3，表明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中国这一指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第三，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过去十年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明显提升，人民币占全球跨境支付的比重由1.6%提升至4.2%，外汇储备占比从1%提升至2.18%。金融机构开放方面，服务限制指数走低，银行对外资产和负债大幅增长，但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由1.9%降低至1.2%。金融市场方面，境外企业上市的通道尚未打通，外汇市场交易量占比较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
（二）美、日金融开放实践为中国金融发展提供镜鉴
1. 美国通过美元全球主导地位及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等制度安排，打造全球金融核心地位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作为相对后发的金融开放探索者，在推广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自由流动等方面还有较大空间。美国作为全球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的中心，以及国际金融领域的制度输出者和规则制定者，其金融开放发展较早，各开放维度均处于全球前列，并不断探索在金融主权和国家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其开放路径、制度设计以及与国际市场深度链接等具体做法值得我们去细致了解并适当借鉴。总结起来，其美元主导优势、纽约金融中心功能强化、美联储运作、全球金融市场网络、科技和金融创新等一系列因素都内在地推动了美国金融开放进程，最终形成当下货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国际化，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化现状。
一是美元的国际地位奠定了美国全球金融主导角色。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国通过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体系，将美元确立为国际结算货币，为美元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通过将美元与石油贸易绑定，全球石油交易强制使用美元结算，形成了新的金融全球主导机制。目前，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地位以及国际支付市场份额虽有下降，但仍占据绝对主导。
二是推进资本流动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了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其一，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转向实行浮动汇率体系，为资本自由流动奠定基础。其二，美国逐渐放松对国内资金市场的限制。1973年，美国取消资本流入限制，允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1981年，美国通过设立国际银行设施（IBF）推动离岸金融业务发展，正式允许欧洲货在美国境内交易，迈出美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关键一步。其三，美联储通过利率工具调节资本流动，逐步放宽对存款利率的限制，允许境外货币业务不受Q条例利率限制的改革大幅降低了跨境资本的交易成本。其四，向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本国市场。1970年，纽约有28家机构和19家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总资产达105亿美元。到1980年，纽约州许可的分支机构和机构有145个，是1970年的三倍多；总资产为1387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约13倍。截至1995年12月31日，已有196家纽约州许可的分支机构和机构，总资产为5440亿美元。 其五，本土金融机构展开国际化布局。美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跨国金融机构，如摩根大通、高盛、花旗等，这些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推动了美国金融服务的输出。
三是建立完善的金融生态系统。纽约华尔街已拥有全球最密集、最成熟的金融机构集群，包括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形成以投行为核心，涵盖私募股权、对冲基金、评级机构、法律咨询等配套服务的完整生态，为全球企业和个人提供了多种金融服务和产品。市场体系由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及外汇市场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完善同样离不开上述资本流动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政策铺垫。庞大的金融业全球人才储备也是其金融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劳工局数据显示，美国商业和金融业务职业中，移民从业者占比约为13.1%。
四是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在制度环境方面，美国探索许多创新，如推动金融机构从分业到混业的制度变迁。在资产工具和金融衍生品方面，国际金融市场上许多汇率交易基金产品、债权衍生品、股权衍生品、信用衍生品都产生自美国。1961年花旗银行推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s），1973年几家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创立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1972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推出包括英镑、日元等的外汇期货合约；197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推出全球第一个标准化的股票期权，等等。 在金融科技创新应用方面，美国起步早并持续引领全球潮流。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业就开始大规模应用计算机进行批处理；美国也是PayPal、Apple Pay、Google Pay、Square（现为Block）等全球领先支付平台的发源地；近年来，美国金融科技公司正加速推进稳定币支付系统。
五是危机驱动下动态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美国在推动金融业国际化的过程中，也一直进行着市场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动《多德-弗兰克法案》落地以强化监管，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监控系统性风险，将影子银行、衍生品交易纳入监管框架。再如，2018年特朗普政府推出《放松监管法案》，放宽中小银行监管，取消部分压力测试要求，但随后在2023年发生了硅谷银行等区域性银行因流动性风险倒闭，暴露出监管漏洞。在此背景下，拜登恢复对1000亿-2500亿美元银行的流动性要求与年度压力测试，推动宏观审慎政策，强化利率风险监管工具。
六是掌握制度输出与国际规则制定权。除上述做法外，美国还通过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推动其金融规则和制度成为全球标准。此外，上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布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美国金融标准的全球化推广。
2.日本金融开放在渐进推进中既有成功之处，但也因过度开放和监管滞后而带来风险
日本的金融开放指数在东亚中排名第一，回顾日本的金融开放，其历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应对外部压力的过程中结合本国经济发展以及金融机构的成熟度不断推进。虽然中国当前的金融开放与日本的阶段不同，但日本的货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开放以及金融监管方面为中国的金融开放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日本的金融开放始于战后重建后的经济崛起，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加速推进，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集中展开，成为当时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的重要代表之一。伴随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在贸易、投资、技术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制造业中心，也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与对外净资产地位。在此背景下，金融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开放逐步提上议程。早期，日本尝试按自身节奏推进金融开放计划，但整体进程极不均衡——前期推进缓慢，后期则在外部压力下骤然加快，节奏失控。尤其是在美国持续施压下，日本被迫开放金融市场、引入外资机构，大量金融自由化举措实质上配合了美方利益。
这种“被动式开放”虽在短期内助推了东京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日元国际地位的提升，也优化了日本的国际资产配置，但同时也种下了系统性风险隐患。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逐步放开贷款利率的管制，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贷款利率，同时通过废除“实际需求原则”和“日元汇兑限制”，日本政府允许企业和投资者进行更多的远期外汇交易和外汇兑换，这种自由化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但也带来了更大的投机风险。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未能及时建立起有效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在激进开放与货币宽松叠加下，形成严重资产泡沫，最终在1990年政策急转中破裂，随着泡沫经济破灭，资本净流出骤减，日本金融市场开放度出现回落，引发“失落的十年”，对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造成深远影响。后续通过量化宽松等手段恢复部分流动性，并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完善。自2001年起，日本以量化宽松政策（QE）引领全球货币政策转型，虽未有效提振内需，却在客观上增强了资本市场对外联动性。2012年“安倍经济学”进一步强化货币宽松，推动资金流向海外，金融开放的外溢效应明显。2020年后，面对疫情冲击与外部利差扩大的双重压力，日本在考虑退出宽松的同时，也暴露出高杠杆与老龄化结构下的政策困境。
在日本金融开放过程中，其在资本市场开放、日元国际化以及金融监管方面对中国当前在完善金融市场开放与监管框架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资本市场来看，日本当前的股权结构中，外资占比相当高且逐年提升，反映出外资对日本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日本资本市场的金融开放过程表明，开放步伐应与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体系的成熟度相匹配。同时，需要合理运用制度安排，适当延缓高风险领域的开放并保持战略自主性。一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应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内金融体系的成熟度相匹配。日本虽然早在1960年代具备了金融开放的基础（加入IMF第八条款），但其金融市场的改革并未急于推进。直至1980年代末，经济逐步进入稳定增长阶段，才加快了对外资本市场的开放。相似地，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经济转型和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双重任务，因此在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上，应结合国内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稳步推进，避免过快开放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开放过程中应合理运用制度安排，延缓一些高风险领域的开放。日本在1980年代虽然允许外资证券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会员，但通过设置会员数量上限等方式，变相推迟了外资进入的实际进程，直到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后才全面放开。这种策略保证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平稳过渡，并避免了过早放开市场所带来的风险。三是开放须保持战略自主性，避免外部压力引发过度改革。日本在1980年代的资本市场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等外部压力的推动。这一加速开放的过程缺乏与监管体制的同步完善，最终导致了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
从金融监管来看，金融监管须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转型。日本在开放初期过于依赖事前许可的方式进行监管，缺乏有效的事后监管机制，导致了多个金融丑闻的发生。随着危机的爆发，监管思路逐渐转向注重信息披露与事后问责，这一转型使日本金融市场逐步恢复稳定。中国在推进注册制等改革时，应同时强化事后监管体系，确保违规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避免“重放轻管”的现象发生。此外，建立透明、公平的执法和监管环境至关重要。日本在2000年之前，执法标准和程序不够透明，且外资在日本市场的监管往往偏向国内金融机构，这不仅损害了外资信心，也增加了外交风险。后来，随着日本逐步公开执法标准、加强监管透明度，外资金融机构逐渐接受并融入市场。对中国而言，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市场时，必须确保内外资一视同仁，明确处罚标准，推动监管环境的国际化和规范化。
从日元国际化来看，日元国际化的过程在依赖外部压力和国际资本以及忽视自身经济结构方面为中国带来了前车之鉴，但在离岸市场构建方面也为中国带来了可取经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使得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日元国际化来提高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然而，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日本对稳定汇率的需求极为强烈，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未能如预期带来稳定，反而加剧了汇率波动。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加剧，美国不断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并推动日元国际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日本政府在经济决策上的依赖外部压力。日元国际化从1980年代开始迅速推进。例如，1980年，日本大藏省实施了新《外汇法》，使得日元基本实现了自由可兑换。1985年，美日设立“日元-美元委员会”，专门协调解决美日汇率问题。1986年，日本离岸市场（JOM）正式成立，成为全球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离岸市场。JOM的制度设计借鉴了纽约离岸市场，提供了高度自由的金融交易平台，通过放宽利率管制和存款准备金要求，推动了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通过这一平台，日元交易得以在“欧洲日元交易”中迅速扩展，促进了日元的国际化。1990年，日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例达到了8%，超越了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和德国马克的第三大国际货币。同时，1989年日元债券在国际债券市场中的占比由1971年的4.1%上升到53.3%，这标志着日元国际化取得了较大进展。
然而，日元国际化带来了巨大的金融泡沫，特别是1991年后，日本在“金融大爆炸”后全面放开金融市场，推动日元国际化，但这未能带来经济复苏，反而导致日本经济的持续停滞和倒退。日元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失去控制，政府为了维持金融市场开放和吸引国际资本，不得不不断降息和扩表，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工资下降和税率提高。日本政府的过度依赖外资、以及本土财阀对经济的过度控制，导致国内经济无力自我修复，反而成为国际资本套利的目标。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日本进行套利，使日元成为了全球避险货币。这不仅加剧了日元汇率波动，还使日本国内的经济泡沫进一步膨胀。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境外机构以低价收购了日本的资产，而日本政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济逐渐崩溃。日元国际化未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利益，反而深度绑架了日本经济，最终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依旧未能稳固，日本也未能摆脱经济困境。
中国在推进金融开放过程中应借鉴日本的渐进式开放、与经济基本面匹配的制度设计以及区域性市场建设等关键经验。首先，日本选择了“先内后外”的顺序，即先在国内完成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再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中国目前在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上已经取得进展，应继续保持渐进推进的节奏。其次，日本经验表明，制度设计须与经济基本面相匹配。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日元国际化，但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过度开放反而加剧了冲击，中国应当注意避免在经济周期不稳时大幅度放开资本流动。再次，建设区域性离岸市场是日元国际化的重要突破口，东京和欧洲日元市场的经验表明，发展离岸中心有助于本国货币的跨境使用。最后，日本在自由化中强调与IMF规则接轨，这提示中国在推进金融自由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应继续利用多边平台提升规则话语权。
三、以金融高水平开放新体系应对新局势
在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的评价体系下，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甚至到21世纪初，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无疑是相对落后的，但“落后”的金融体系却通过服务于储蓄与投资的转化，促进了持续四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守住了从未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种对比与反差不禁让我们思考，我国在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哪些关键而正确的选择，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并为快速扩张的经济规模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一方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体现出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传统金融发展路径存在本质区别。溯源中国不同阶段的金融开放实践历程可以看到，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和国内发展阶段更迭的历史周期中，金融开放呈现出高度的政策适应性与风险缓冲功能：构建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支持机制，并有效化解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外部冲击。解读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阶段性特征与制度转轨逻辑，可为“十五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体系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参照。
（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历史逻辑
1. 建国初期“大一统”且封闭的金融系统保障了工业基础建设的资金需求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新中国金融系统进入重建和整合阶段，金融环境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建立工业化基础，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推动新现代化建设起步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核心任务。与之相配合，社会生产要素、消费品等物资基本采取计划分配的形式，从而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金融资源同样采取“高度集中”的调配模式，市场化及开放程度极低，一是银行是金融系统的主要组成，管理架构高度集中，形成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揽银行等存贷款金融机构的集权管理体制。二是形成由央行集中管理的利率决定机制。三是实施严格的外汇管理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外汇及黄金储备额极低，黄金储备长期低于5百万盎司，外汇储备仅1亿美元左右，外汇收入均须交售给中国银行，按照国家计划调配拨付，人民币汇率运用行政机制进行严格管控。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中国金融体系的探索和建设历经多重磨难，在艰难的实践中积累了重要历史经验：第一，在金融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大一统”和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具备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为建设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二，金融系统是计划体系下的辅助性部门，配合财政体系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下开展资金筹措和配置，监督和调控资金使用。第三，封闭的金融环境虽然背离西方经济理论框架下的金融体系评价标准，但是为实现平稳过渡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
2.改革开放后资本与银行准入放开，助力外资来华展业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金融发展的核心相应“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在当时金融资源匮乏、经济和工业基础薄弱的基本国情下，吸引外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起步的重要动力，以外资和金融机构准入为特征的金融开放通过利用国际金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经济建设的资金缺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聚焦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相关事件构成当时金融开放“破冰”的主要背景。1979年3月，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国家恢复设立了中国银行，并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以承接自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外汇业务。同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序幕拉开。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向社会发行了不偿还的股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揭开了资本市场的神秘面纱。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在税收、信贷、进出口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这一阶段，我国利用外资开始起步，并在探索中不断扩大试点，1991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3.7亿美元。
总结这一阶段的金融发展可见，中国金融开始走向扩大开放与市场化的轨道，这一历史性转轨本质上是金融系统对内外局势的制度性应变。一是配合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外资利用；二是把握亚太地区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区域产业升级“雁行”溢出效应的窗口期。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增长极出现，中国凭借劳动力、市场优势抓住机遇嵌入以出口、加工贸易为核心的亚洲区域产业链，金融开放是助力这一趋势的重要配套。
3.中国资本市场加快接轨国际以兑现入世承诺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削减关税壁垒等贸易条款之外，放开中国资本市场、外资金融机构准入等领域也是入世承诺的重要组成。2002年12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允许部分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开展证券投资业务，2003年5月，瑞士银行成为中国首家获批的QFII，这是将中国资本市场纳入全球化资本市场体系所迈出的第一步。2006年《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正式确立QDII制度框架允许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双Q制度实施以来，投资额度持续扩容。与此同时，其他金融开放探索也有序推进，2004年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始开展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存款主要来自兑换及平盘业务。2006年3月，推出香港人民币支票业务。2007年，香港人民币债券开始发行，初步建成了内地与香港的跨境人民币清算体系。2005年“721”汇改拉开序幕，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一阶段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起步期，也是制度性限制集中松绑的关键时期，背后逻辑在于响应国家经济发展需求、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第一，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发挥劳动力和市场优势，嵌入早期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战略，以资本市场开放为筹码一方面能够满足入世要求；另一方面，扩大国内资本市场规模，引入国际评价标准，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第二，当时，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呈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西方国家据此指责我国操纵货币，对外输出通货紧缩，频频施压人民币汇率重估。“721”汇改是回应国际反对声浪、平衡国际收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二）十八大以来金融开放的政策脉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遵循从侧重单向输出到双向扩展、从规模导向到质量提升、从要素流动到制度型开放的递进规律。历次五年规划就“对外开放”的政策表述可以清晰地反应出上述规律，“十二五”提出中国对外开放正从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十三五”提出“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十四五”强调国内大市场的消费潜力，提出要“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当前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内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期的时代背景下，以深化制度型开放引领“十五五”对外开放的政策方向，不仅遵循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在经济规律，更是党和国家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
金融开放领域，沪深港通、债券通、自贸区（港）金融开放试点等制度性探索串联了资本市场开放纵深推进的历程。早期金融开放主要聚焦外资引入和准入限制的逐步放宽。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领域的探索更加深入，2014至2016年，沪港通、深港通相继问世，境内和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拉开序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在顶层设计上明确了金融开放的时代重要性，2017至2021年间，债券通“北向通”“南向通”相继启动，为资本跨境流通开辟新渠道。2018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进一步放开，通过简化管理流程、优化操作机制，显著提升了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便利性。“十四五”规划则进一步确立了“稳慎推进”的总体基调，明确指出“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在保持开放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风险防控。这一演进过程既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也展现了中国在金融开放进程中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智慧。
“十四五”规划以来，以制度型开放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重要指导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作为重点内容之一，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安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要求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打造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为金融要素跨境流动和自由配置提供坚实制度保障。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则聚焦金融强国建设，作出“三个着力”部署，其中“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居于突出位置，强调在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的基础上，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合作水平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经济新体制。在即将开启的“十五五”新发展阶段里，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望成为新时代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战略引擎。
（三）“十五五”期间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总体原则
回顾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政策脉络演进可见，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和国内发展阶段更迭的历史周期中，中国金融发展及开放路径呈现出高度的政策适应性与风险缓冲功能：构建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支持机制，并有效化解了多次国际金融风险等重大外部冲击。
“十五五”时期，中国面临新的重大环境的变革，金融开放应如何应变内外新局势？基于国内外经济局势及科技飞跃等因素对金融开放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总结提炼出“十五五”时期金融高水平开放需要遵循的三大总体原则：
第一，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十五五”时期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应对百年变局的总体原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的必然要求。习总书记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当前阶段以“对等关税”为代表的新一轮保护主义冲击是百年全球化进程遭遇的又一次重大逆流。作为全球产业链核心节点的中国及由其主导的亚洲区域生产网络，正成为主要制裁目标。只有加快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才能有效应对国际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同时，金融开放是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维度与必要条件。“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完善生产要素的跨境流通机制以应对全球百年变局，相关发展需求均是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涵。
第二，统筹国内外金融资源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十五五”时期以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土地财政到新质生产力变局的本质要求。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的产业轮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也是中国经济的必然趋势。房地产行业依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跃升，以及工业化初期基建需求井喷增长的历史机遇期，成为拉动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核心引擎。但随着居民住房需求从数量导向到质量导向的转变、社会增长从粗犷的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调整，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式微，社会生产要素向更高投入回报率产业流动的需求已经形成。在这一关键时点，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为下一个产业周期的开启和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动指引了方向。
未来阶段，中国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仍面临传统国内信贷机制对创新型企业输血乏力等限制。一是要以金融制度型创新拓展国际资本参与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通道。新质生产力具有独特的融资需求特征，其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突破了对传统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路径依赖，亟需通过金融机制创新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跨境股权融资与风险投资等渠道。二是要满足新质生产力企业海外布局的跨境金融服务需求。随着我国在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技术出海必然催生跨境支付、供应链金融、外汇避险等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这就要求通过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为新兴产业全球化布局提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支撑。
第三，防范科技安全隐患与新型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是“十五五”时期金融对外开放的安全底线。在深化金融开放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更高的跨境金融风险，随着数字、AI等信息技术加快迭代，预警和防范新兴金融业态及资产形式带来的跨境金融风险成为“十五五”时期有序推进金融开放的安全底线。一是要警惕信息技术化背景下的跨境金融风险传导新特征。在信息技术深度应用的趋势下，传统跨境结算、转账等金融业务的便利程度大大提高，但金融风险的传播速度也随之提高，特别需要警惕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通过数字化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引发的风险内部传导现象。二是需要针对区块链、稳定币等数字金融创新形式建立更为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随着金融业态的创新和发展，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也需要同步跟进。。
（四）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路径“十五五”期间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总体原则
基于历次五年规划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及金融开放的部署，我们预期“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或将成为“十五五”时期对外经贸工作的重点。本部分将结合中国金融开放的实践，梳理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体原则下的关键推进路径，为把握新时期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供参考。
第一，加快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是金融制度型开放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作为金融开放的核心机制，是指通过制度创新和规则对接，实现不同法域间资本市场的衔接，促进资金、证券等要素的跨境高效配置。这一机制在我国金融开放政策体系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十四五”提出“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在实际业务层面，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拓展升级，2014年的11月沪港通正式启动，首次通过两地金融基础设施的连接，让投资者可以委托本地券商并经由本地交易所和结算公司买卖对方市场股票，开创了全新的资本市场开放模式。之后，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接续开通，互联互通的覆盖面、参与度、灵活性不断拓展。
“十五五”时期继续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一方面能够促进金融要素的跨境流动，进而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另一方面能够拓宽新兴产业境外融资渠道，从而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把握全球货币体系重塑的窗口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从而助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并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的功能，即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投入货币和储备货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十三五”提出“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十四五”提出要“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从跨境贸易结算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再到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等多地加快试点，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型壁垒在逐步降低，但相比于中国的经济与贸易体量，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尤其近年来受到新冠疫情及国内外经济局势变动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存在放缓趋势，2024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为2.18%，较2021年降低0.62%。
“十五五”阶段，随着美国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的持续攀升以及债务可持续性的潜在危机，美元信用体系正面临空前挑战，国际资本的避险需求增长及“去美元”趋势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契机。相比与亚洲其他货币，人民币的汇率波动相对稳定，或可成为国际资本避险投资的重要选择，未来通过拓展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等举措，有望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流动性与金融定价权，从而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助力。
第三，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有助于服务企业跨境融资，助力新质生产力海外布局及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是指一国金融机构为满足实体经济跨境经贸需求而构建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体系，涵盖跨境支付、投融资等多个领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在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体系，并加快推进对外开放的历史窗口期，扩展海外布局，提高跨境业务能力是金融业提高经营能力、扩大业务范畴的一条重要途径。历次五年规划多次提及金融跨境经营，“十二五”规划指出“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十三五”指出金融机构要“加强海外网点布局，完善全球服务网络”；“十四五”强调“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投融资”。近年来，在全球产业链重塑过程中，中企出海热潮兴起，电动汽车、消费电子、矿产基建类产业成为主要参与者，而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助力，在海外布局进程中存在明显的滞后和脱节。
“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能够为中资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融资、项目结构化贷款等跨境金融服务，助力制造业海外市场的布局和品牌的建立，有助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吸引国际资本助力创新型企业的海外布局也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持。
第四，完善跨境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是保障金融开放有序推进，系统防范科技安全隐患与新型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的安全保障。跨境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是指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实体企业为应对跨境经贸活动伴生的金融风险而建立的风险预警、防范及应对机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的战略目标。然而，由于监管机制对风险事件的响应存在天然的时滞性，当前跨境金融领域的风险防范体系仍面临预警灵敏度不足、防控覆盖面有限等结构性短板。
随着“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呈现指数级发展态势，科技创新正深度重构跨境金融业态。在此背景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科技对金融业务的赋能效应，更需着力构建智能化的风险预警体系，这既是防范技术应用衍生新型安全隐患的必然要求，也是阻断金融风险跨市场传导的关键机制。特别是在算法交易、跨境支付等前沿领域，亟需建立技术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双重防控框架，通过监管科技实现风险识别的实时化与防控措施的精准化。
四、“十五五”金融高水平开放将呈现哪些新特征？
“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将呈现两大新特征：第一，对内重点打造功能性金融开放平台以塑造区域特色；第二，对外依托高标准经贸合作机制加深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以塑造“南向深化”的对外布局特色。本部分按照对内加快建设功能性金融开放平台探索制度创新并形成可推广实践经验、对外深化金融业国际布局，形成金融与贸易投资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的思路，具体阐述“十五五”时期金融开放工作的重点发力方向，系统性梳理政策意见。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提升能级”为关键词，主攻制度开放和功能创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国家金融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既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柱，也是服务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窗口。依托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上海率先探索FT账户体系、原油期货人民币计价、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等，成为我国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同时通过银行间市场汇率定价、CIPS清算系统及跨境投融资中心建设，显著提升人民币计价、结算与储备功能，并凭借吸引金砖新开发银行落地、主办陆家嘴论坛、参与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等举措，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十四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历了建设地位从“加快建设”向“能级跃升”转变，功能由传统金融拓展至金融科技与离岸业务，开放模式由个案试点迈向制度型开放。2024年，全市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3650.3万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接近30万亿元，持牌金融机构1782家，其中外资近三分之一。当前，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转向“提升能级”，聚焦制度开放和功能创新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方向。
第一，构建高标准制度型开放体系。其一，对标国际标准完善规则设计，优化国内国际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加强与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衔接，重点推动在产权保护、数字金融、绿色标准等领域的规则制度协同。并建立健全跨境金融风险管理机制，提升监管前瞻性，有效防范风险。其二，加快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适当放宽优质海外企业在沪上市的准入条件、提高QFII持股比例、优化外资参与A股市场的结构，缩小与全球领先资本市场在市值规模和制度便利性方面的差距。此外，进一步深化境内外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建覆盖跨境支付、清算、登记、结算与托管等环节的一体化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其三，完善人民币国际化体系。加快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是提升我国资本跨境配置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抓手。一方面，以构建功能完善的离岸金融中心为目标，有序推进各类自贸区账户体系（如自由贸易账户FTA、OSA等）的整合优化，建立与境内账户相对隔离、面向境外全面开放的统一离岸账户体系，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空间。另一方面，以实体经济跨境贸易与投融资需求为导向，丰富人民币计价产品体系，扩大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等场景下的结算应用，夯实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基础。尽管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中已升至第六大支付货币（2025年6月占比2.88%），但与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仍存在明显差距。上海可进一步发挥其金融基础设施与制度优势，加强与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境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联动协同，推动标准互认与规则衔接，稳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与使用广度。
第二，提高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服务能力。当前，东盟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强劲，凭借人口、资源等禀赋优势成为全球经济主要引擎，金融投资需求有望大幅增长。从东盟金融投资布局来看，泰国共同基金海外证券投资欧美地区（2024年合计份额为50.16%），但近年来呈现下行趋势。对中国大陆投资份额逐步上升，2024年增至11.58%。新加坡对华证券投资份额上升趋势明显，2019年起超过新加坡对外证券投资总额的10%。未来，依托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服务网络，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主权基金、投资机构和企业的合作，推动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扩大跨境人民币贷款、支付结算和国际银团规模，服务当地业务。
第三，推进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力，构建技术赋能与可持续相融合的现代金融生态。一方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数字金融为重点推动金融体系转型升级。当前，上海金融科技实力已位居世界前列，第3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37)排名全球第8位，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发展指数排名第三位，以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金融科技得到广泛应用。未来应在发展基础上加快构建适应数字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推进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与数据跨境流通制度创新，夯实安全与合规基础；持续推进数字人民币在支付结算、跨境交易等领域的试点应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促进金融科技企业集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高地。另一方面，着力构建服务全球绿色投资的跨境金融体系。上海目前已基本建立起涵盖绿色信贷、债券、基金和保险在内的多元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绿色信贷余额于2024年底突破1.4万亿元；2024年上交所绿色债券（含ABS）发行近1700亿元，绿色ETF产品总规模超400亿元，支持力度显著。未来，应持续完善绿色信贷、债券、基金等多元绿色金融产品体系，提升绿色资本供给能力。通过本外币联动与多元融资机制创新，破解绿色项目的长周期与高风险融资难题；同时推动绿色供应链金融发展，结合区块链与碳足迹认证提升融资可得性和透明度；加强跨境保险与再保险安排，健全绿色金融的风险管理体系。
（二）稳步提升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程度，打造制度型金融开放新高地
海南依托“自贸港”这一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聚焦打造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金融开放是其深化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组成。自2020年6月3日首批11个重点园区挂牌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政策创新、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等领域开展系统性探索。基于“十四五”规划“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总体指导，海南在对外开放领域取得多项突破。第一，立法赋能的制度创新优势。依托2021年颁布实施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海南获得全国人大特别授权，可在贸易、投资等涉外经济领域突破现行法律法规限制，其法规制定权限已超越传统经济特区范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二，开放能级的系统性优势。作为我国首个自由贸易港，海南实现了从自贸区“货物流动开放”到“要素全域开放”的质变突破，通过资金自由流动、人员进出自由、数据跨境流动等制度设计，配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体系，为离岸金融业务创造了制度环境与市场需求的双重支撑。
金融领域更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将成为新阶段改革试验的核心任务。2025年年初国家多部委联合出台《关于金融领域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意见》，为自贸区（港）金融创新提供政策指引；6月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实施细则》，为区域跨境资管业务确立了规范化操作框架，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决心。“十五五”期间，海南将迎来全岛封关运作的攻坚阶段。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关键实施载体，海南将深入贯彻落实政策指导，有望以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跨境投资等重点领域为抓手实现突破性进展，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金融开放体系。
第一，基于港内EF等账户的离岸属性，依托“境外—海南自贸账户—境内”的资金跨境通道，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打造中国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可按照“一线自由”、丰富人民币离岸业务场景、“二线有限渗透”的层次推进。其一，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聚焦优化离岸账户体系。当前EF账户作为海南及横琴地区特有的离岸金融工具，其核心功能在于构建境内外资金流动的规范化通道。然而实践表明，“一线自由”政策仍面临制度性约束，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申报环节。建议优化申报操作流程，通过设立标准化业务编码替代银行部门进行国际收支申报核查的程序，从而提升跨境结算效率，充分发挥离岸账户体系的制度优势。此外，适度降低或减免EF账户的利息税，对齐OSA账户，降低账户使用成本；逐步放开市场化存贷款利率的探索机制，允许自贸港内金融机构探索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机制等。其二，基于以EF账户为核心的离岸账户体系重点扩展海南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的种类与规模。存贷款业务是最为基础的离岸金融业务种类，但当前贷款仍需遵循“三个办法”规则（流动资金，并购贷款，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不符合三个办法的贷款需求无法通过审批，随着跨境业务类型的多元化，大量新兴领域的贷款需求不断增长，建议由银行评估企业信贷资质，承担违约风险，制度层面放松跨境贷款用途要求。此外，建议探索扩展跨境资管业务试点的产品和机构范围，以推动跨境资管业务规模增长；参考上海自贸区实践经验，探索“两头在外”的离岸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扩展离岸债券业务。其三，双向开放深化期，扩展“跨二线”有限渗透的渠道与机制，形成与在岸金融市场的良性互动。基于EF账户现行规则制度下建议从以下方面，一方面，探索人民币以外币种“跨二线”管理办法。另一方面，放松EF账户与境内账户的划转额度“1 倍所有者权益”跨二线划转规则，探索EF等账户下具有离岸属性的资金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渠道，循序渐进推动在岸与离岸金融市场的衔接。
第二，基于企业所得税及境外收入免税等优惠政策基础，加快“企业出海-投资收益回流”、合格境外合伙人投资便利化等应用场景落地，打造辐射亚洲的跨境投资枢纽。其一，扩大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投资便利，吸引境外资本赴琼展业，打造外资入境的门户枢纽。在QFLP管理规则与业务范围等方面逐步放开限制，以政策优惠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提高资金入境与投资标的匹配的效率。其二，利用税收政策优势引导国内企业设立海南分公司，并以此为基点推动出海及海外经营，形成企业出海—收益回流的资金流转闭环。在中美贸易关税壁垒持续及中资企业全球化布局加速的双重背景下，建立海外经营支点已成为国内企业战略发展的关键环节。根据现行规定，符合要求的海南企业在境外的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通过扩大相关政策便利，吸引具备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境内企业，优先考虑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区域性运营子公司，以此为平台开展全球业务布局。
（三）主导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间金融领域全方位互联互通
“十四五”期间，国内外对“全球南方”关注空前，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强调我国的角色与重视。展望“十五五”，“全球南方”将是实现上述原则和路径的有力抓手。一方面，中国需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建设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秩序，打造适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点的金融合作新范式。另一方面，要切实服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需要，满足贸易、投资、产业链等领域的开放诉求，同时提升我国抵御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第一，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是区域间实现贸易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与携手提升风险抵抗能力的重要基础。“十五五”时期，我国应进一步发挥主导和协调作用，积极推动“全球南方”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是推动“金砖国家”机制在“全球南方”金融合作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金砖合作机制”是广大“全球南方”群体表达诉求的代表性平台，我国应在该机制重要功能探索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首先，应强化在金砖峰会等公开场合上发声，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其次，要深化新开发银行（NBD）的发展融资功能，推动扩大成员国规模、增加本币业务比重，在NDB框架下建立多边担保机制、创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等。再次，要强化金砖国家应急储备（CRA）的金融安全网功能，积极推动扩大CRA资金池规模从而匹配扩员下的需求增长，推动在CRA框架内建立多边本币清算系统进而降低当下CRA完全依赖美元结算下的风险。最后，要完善金砖国家跨境支付系统（BRICS PAY）并推动其互惠性应用。二是与“全球南方”市场共建联合融资发展和金融安全保障平台。首先，可依托现有多边金融机构平台设立“全球南方”联合融资渠道，如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DB）等，实现对相对广阔的南方国家群体的范围覆盖。其次，可在更具针对性的区域合作框架组织下建设区域开发银行，为相对小范围的区域金融合作和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例如，2025年9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尽快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我国未来应重点探索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四大职能，其一是通过简化贸易结算流程，降低区域贸易成本。其二是促进本币区域内使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三是为各国提供长期稳定的融资保障，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等带动经济发展。其四是增强区域金融稳定性，防范和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此外，还应积极探索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等在相关领域的落地应用，畅通“全球南方”市场、要素、资源、服务循环。此外，还应打造跨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破解企业信用信息碎片化、跨境共享机制缺失等跨境融资信息壁垒。
第二，提高“全球南方”投资质量与效率，创新金融市场联通规则和工具。我国应体系化打造适合南方国家的金融市场联通规则，并创新完善集合支付清算、贸易融资、开发性金融、普惠金融、风险管理等在内的金融开放合作工具箱，系统输出我国人民币流动性、数字金融能力和多边治理经验。在此过程中，一是要积极推动南方国家间跨境投资规则制定与衔接。一方面，推广“沪港通”“债券通”“互换通”“中欧通”等重要机制的相关经验，为“全球南方”提供规则衔接模板，畅通跨境投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货币、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提前布局规则制定，降低制度性成本。二是应推动相关国家金融机构针对南方国家设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探索普及跨境支付与多币种钱包、多边本币基金等；鼓励其他南方国家金融机构以人民币参与绿色债券、转型债券、熊猫债承销；鼓励我国境内金融机构为境外机构提供国际结算、资金交易、全球授信、跨境资金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 等。三是建议设立“全球南方”产业基金，可整合南方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私营资本，探索构建多元资金池，重点投向南方国家新质生产力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升级以及南方国家优势产业。四是优化投资结构与方式。根据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产业布局和营商条件，合理配置资源，推动投资适度集中、分类施策。鼓励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协同发力，推动以股权投资带动债权投资、以国企投资带动民企参与、以实体项目投资带动配套服务投资，实现资源集聚效应与投资乘数效应的同步提升。
第三，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投资和结算机制建设。具体来看，一是推动建立和完善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东盟中日韩（10+3）“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是典型的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范例，我国可以参考该形式，主导与更多南方国家建立本币合作体系。在此过程中需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二是推动跨境本币业务体系建设。鼓励开展与南方国家商业银行间的本币授信与拆借业务，扩大人民币在双边与多边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规模，探索建立多国本币互认和清算机制，支持构建覆盖东盟、中亚、非洲等重点区域的多边本币支付网络。三是加快发展离岸人民币与数字人民币业务。支持境外人民币离岸中心拓展清算、融资与投资功能，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试点应用，增强人民币在“全球南方”相关金融基础设施中的覆盖力与技术兼容性，打造安全、高效、低成本的多边支付结算体系。
第四，面向“全球南方”推动金融机构跨境双向投资经营。既包括吸引南方国家金融机构在我国展业，也包括鼓励我国金融机构拓展南方国家市场。一方面，积极引入多元化优质外资金融机构，针对“全球南方”设立分层级差异化市场准入机制。2025年1月印发的《关于金融领域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意见》已经推动试点地区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外资金融机构的引入探索。未来，在我国开放高地探索设立“全球南方”金融合作示范区，重点引进区域领先银行、优质券商机构以及头部保险、再保险公司，试点更宽松的准入条件和业务范围、更短的设立审批时限、更便捷的综合牌照发放流程。另一方面，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加快面向南方国家布局，护航中企出海。中资企业“出海”已加速驶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也随之带来了境外IPO、跨境并购、境外发债、财富管理等多重需求。中资金融机构应加速面向上述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网络，拓展业务布局，打造投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机构交易等业务生态，积极获取当地牌照、增资扩股、储备人才，结合当地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
第五，强化“全球南方”金融监管合作，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播。开放的同时应注重“全球南方”金融安全。第一，推动南方国家建立金融监管沟通机制，并探索协同金融监管标准。积极推动搭建南方国家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协商常态化沟通机制，尝试建立适合南方国家的金融监管标准，并持续推动在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证监会（IOSCO）、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等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标准的制定方面充分考量南方国家诉求。第二，主导推动南方国家间多双边金融监管工作具体实施。首先，推动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签订监管合作协议。其次，带领相关国家共同探索金融科技及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合作建立金融数据和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联合压力测试平台，建立识别验证程序，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最后，与南方国家合作建立金融风险应急响应机制，高效阻断金融风险跨境传播。
（四）加速构建高标准自贸协定金融合作机制，推动区域金融协同发展新格局
在当前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格局加速向区域化和碎片化演变的背景下，亚洲经济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美国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使亚洲地区成为贸易制裁的主要对象。这一形势促使区域内各经济体形成了深化区域经贸合作的强烈共识。
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引领者，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区域贸易合作。在顶层设计层面，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战略部署，中国正着力“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RCEP、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等重大区域自贸协定的落地实施。同时，中国还将持续“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的动力。在贸易实践层面，中国与区域贸易伙伴间的通关效率、单证标准化等贸易程序优化指标呈现持续改善态势。通过对2014与2024年贸易数据的对比分析可见，我国出口市场格局已发生结构性调整：传统核心市场（美国、日本、韩国）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东盟、俄罗斯、印度等市场增长尤为显著。依托自贸协定开拓新兴贸易市场成为当前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
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我国将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协定3.0版、“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系统推进区域自贸协定升级进程。第一，推动自贸协定从传统关税减让向现代经贸规则转型，重点突破金融开放与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深层次制度安排。CAFTA3.0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韧性建设等前沿议题纳入制度框架，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动能。未来继续将金融合作议题系统性地纳入区域贸易协定框架，或将成为提升区域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突破口。建议在跨境金融便利化、金融机构准入、新金融服务、金融信息处理与传输、透明度规则、金融服务例外、特定承诺等方面逐渐形成兼具开放与安全的规则体系。
第二，构建区域货币稳定机制，扩大本币结算规模、完善货币互换网络等措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当前全球金融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发展中经济体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高度依赖问题日益凸显。随着美元信用体系波动加剧，新兴市场国家正面临着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外债风险上升、汇率不稳定等多重挑战。这种结构性依赖不仅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更使其在全球经济周期调整中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改革，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已成为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关键议题。建议依托自贸协议框架，加快完善本币互换、本币结算机制，同时加快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推动更多新兴市场货币接入，实现多边本币结算体系的良性循环。
第三，实施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为自贸协议成员国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制度性开放红利。通过一揽子安排将有效巩固我国与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基础，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支点。在现有自贸协定（如RCEP、CAFTA）中增设金融合作专项章节，明确支付清算体系对接、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等基础性制度安排。重点推动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探索建立区域性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支持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并投资境内金融产品。
第四，以自贸协定为纽带，加快推动成员国间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长期以来，新兴市场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普遍存在发展滞后的现象。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中国凭借香港、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的集群优势，在区域内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推动金融基础设施资源共享将成为提升区域金融合作效率的关键突破口。可通过以下路径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从基础设施维度切实推动区域金融一体化进程：在自贸协定框架下协商基础设施共享机制、建立跨市场流通渠道、推进金融从业资质互认、制定统一的金融数据交互标准等。
五、风险提示
1.国内政策理解不到位的风险；
2.国内政策落实不及预期风险；
3.国际经济贸易复苏不及预期风险。
如需获取报告全文，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谢谢！ ]article_adlist-->
]article_adlist-->本文摘自：中国银河证券2025年9月10日发布的研究报告《【CGS-NDI研究】高水平对外开放系列：“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战略蓝图》
首席经济学家：章俊 S013052307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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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_adlist-->评级标准：
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6到12个月行业指数（或公司股价）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北交所市场以北证50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行业评级
]article_adlist-->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10%之间。
回避：相对基准指数跌幅5%以上。
公司评级 ]article_adlist-->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20%以上。
谨慎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2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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